我聽過《蝸牛》,吐字清晰,節奏緩慢,不是典型的“傑倫風”,在周董的歌中,亦非傑作。不過它還是因周傑倫的歌喉而久負盛名,其名頭,不僅在音樂界,更在教育界。這些年來,《蝸牛》三番五次與教材發生親密關係。最初,它被收入音樂教材,收入愛國主義歌曲推薦目錄,其愛國與否,自然飽受爭議;如今,則欲登堂入室,進入語文出版社新修的小學三年級語文課本的延伸閱讀,這不免被指跨界,爭議聲只可能愈發激烈。
  《蝸牛》的歌詞,不是“酒暖回憶思念瘦”,而是“重重的殼裹著輕輕的仰望”,三觀光明正大,足以匹配“勵志”之名,猶如兒童版的心靈雞湯。雖然雞湯喝多了不好,卻好過被灌狼奶。
  批評者反對《蝸牛》進入語文教材,常用的理由,不外乎“流行歌曲”、“追星”等。流行歌曲被教材垂青,不止《蝸牛》一首;何況流行本身,並非原罪,但見“流行”,不問究竟,便羞與為伍,不啻是狹隘的表現。
  對“追星”的恐懼,卻從側面折射了對《蝸牛》的拒斥,根源在什麼。不妨設問,如果《蝸牛》不是周傑倫的歌,而是李雙江、宋祖英的歌,抑或郭沫若、汪國真的詩,還會引來這麼多人的批評麽?
  所以我以為,問題不是出在《蝸牛》身上,而是出在周傑倫身上。在此,周傑倫被視為一個文化符號,他所代表的流行與娛樂,在批評者眼中,正如洪水猛獸。換言之,不論收入語文教材的《蝸牛》,還是《愛在西元前》(曾收入臺灣地區小學教材),或者《青花瓷》、《東風破》等,只要是周傑倫的作品,必將激起洶洶爭議。
  就我所見,近二十年來,語文教材修訂屢起波瀾,誰起誰落,誰進誰出,輿論的目光往往首先聚焦於人,其次才是作品。譬如這樣的新聞標題:走了周樹人,來了周傑倫。魯迅、周傑倫,還有金庸,應是此中最受爭議的三人。他們的共同之處,即都易於被符號化,被迫代表批判,代表娛樂,代表武俠。
  我翻過侄子康蛀牙的小學語文課本,比起我們當年,已經大為改觀,儘管狼奶依然在書中肆意流淌。相形之下,怎麼教,也許比課本的內容之爭更重要。從這一點上講,我能認同一位批評者的意見,在其看來,將《蝸牛》選進教材,只會毀了這首歌:“閱讀題:請給這首歌分層,概括每一層的內容,包含什麼思想感情,體現作者的什麼觀點……”
  對此,周傑倫只能無奈唱道:海鳥跟魚相愛,只是一場意外……□羽戈  (原標題:[街談]假如《蝸牛》不是周傑倫的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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